黃亞生：增加收入是中國經濟轉型關鍵

摘自2009年10月13日華爾街日報

黃亞生：增加收入是中國經濟轉型關鍵

二十國集團(G20)決策者目前達成了一項廣泛共識，即全球各國需要適應美國家庭削減支出的前景。中國尤其面臨著壓力，需要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倚重於消費者支出。中國政府正努力改善社會保障網絡，這從理論上來說可以緩解中國消費者對未來的擔憂情緒，鼓勵他們增加消費。

但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黃亞生認為，中國政府此舉可能還不足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黃亞生周一在北京的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上說，中國要真正轉向消費型經濟，就需要更為認真地重新考慮目前專注於巨額投資和出口的觀念。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領導的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定措施，以扭轉此前數十年中國公共服務惡化的勢頭。在今年的中國政府預算中，教育支出增長了22.5%，醫療支出增長 20.9%，社會福利支出增長23.1%。中國政府還計劃實施人民幣8,500億元的醫療改革，作為兩年4萬億元刺激計劃投資支出的重要補充。

黃亞生說，中國當前領導層已經在社會保障領域採取了很多措施。他特別指出，中國政府已經將官方貧困線從年收入人民幣785元上調到每年1,196元。此前外界一直批評中國政府的貧困線低得不切實際。

黃亞生說，我的批評觀點是中國政府過於重視社會保障項目和轉型，但在經濟自由化方面做的不夠。他說，社會保障支出如果實施得當，能夠降低民眾為防范未然而進行儲蓄的想法。我在這方面沒有異議。不管宏觀經濟周期如何，政府都應該進行社會保障支出，這是正確的舉措。

他說，我的擔憂因素是，如今中國過度看重社會支出，將其視為走出當前問題的途徑之一。中國家庭消費沒有持續增長和高儲蓄率沒有關系。中國的家庭儲蓄率沒有印度高，問題出在收入增長上。

一些亞洲官員和學者也批評說，不應該專注於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高儲蓄率，這轉移了外界對更多迫切問題的注意力。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的數據顯示，印度家庭儲蓄約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4%左右，而中國這一比例約為20%。

黃亞生說，中國人支出多少完全是由收入所決定的。中國人儲蓄並不是防范於未來，而是謹慎心理。中國人擔心的不是未來，而是現在：他們不肯多支出，是因為收入太低。

黃亞生預計，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家庭收入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的平均增速為15%，1989-2002年期間下滑至3.8%，但在當前政府領導下的2003-2007年，這一增速回升到9%。

黃亞生說，押注社會支出能夠推動中國經濟走出失衡狀況的想法是錯誤的。這是因為，首先中國家庭儲蓄並不高。相對於支出和投資項目，中國對真正必須的結構性改革方面關注得太少了。

他說，如今的政策問題應該是如何提高民眾收入，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

黃亞生在2008年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與國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一書中寫道，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人收入增長之所以放緩，是因為相當於農村地區和私營行業，中國政府的政策傾向於城市地區和國有行業。他說，中國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放了金融服務業和農業，從而推動了農民收入顯著增長。

黃亞生說，金融改革和土地改革是最後的兩道前沿，也是最為重要的。中國政府並沒有推出更多的自由化改革，而是投資社會保障項目，頒布新勞動法，但這些是重要性排在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替代方案。

Andrew Bat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