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啟農村土地改革時機到來

摘自2009年9月21日華爾街日報

中國重啟農村土地改革時機到來

Tom Orlik / Scott Rozelle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農業政策獲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功。憑借正確的激勵措施﹐中國農民一直在提高產量﹐滿足了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數億人已經脫離了絕對貧困。但對於農業﹐以及仍生活在農村的7億人而言﹐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依然坎坷崎嶇。對他們耕作的土地缺乏法律上的強制執行權是許多農民和家庭致富﹐ 以及走向農業現代化的主要障礙。

對那些選擇留在土地上的農民而言﹐對他們耕種的土地缺乏法律上的執行權會阻礙他們投資可提高生產力的技術。如果感到你的土地有一天可能會被收走﹐為什麼還要平整土地或是投資於灌溉設施呢？對那些希望遷往城市的人來說﹐法定權利可以將他們的土地變為可以出售或出租的資產﹐以從中獲得收入。通過出租他們的土地﹐農民工可以獲得收入流﹐以支持在城市中的生活﹐同時如果情況需要也能夠重返家園﹐這就讓土地成為了一項保單。由於缺乏土地的法定權利﹐遷往城市仍是孤注一擲之舉﹐而非有計劃的遷移。

去年這個時候﹐胡錦濤主席在安徽省的一次講話中暗示﹐政府準備推進土地改革。當時對此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共識逐漸形成。農民家庭對他們耕種的土地會獲得更長的法定權利。加強對土地承包權的保護已使一些農民從出租土地中受益﹔新的政策措施還會進一步加強這些權利。對法律的修改將使這些好處正規化﹐並擴大到整個農村人口中。

最高層的政治承諾是一個重大進步﹐但將承諾轉化為現實卻從來不是件易事。土地改革可能是政府能夠採取的改善農村人口生活質量的最大一個步驟之一﹐但這也是備受爭議的政策。持強烈反對態度的是工業和房地產領域中的強大利益集團﹐他們害怕讓農民獲得法定權利意味著廉價開發用地的結束。地方政府也表示反對﹐它們擔心對農民更有力的法律保護意味著他們依靠賣地獲得現金來源的做法宣告終結。最後﹐還有對土地改革的原則性爭論﹐一些社會政策專家稱﹐土地是農民和農民工抵御失業風險的最佳保險形式。

金融危機和經濟減速讓爭論的天平倒向了土地改革的反對者一方。中國對危機的反應是首先取消了對工業和房地產業的控制﹐然後推出了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賦予農民權力、可能阻礙刺激計劃進程的土地改革從政府的議事日程中消失了。

社會福利論也開始興起。有關經濟放緩對農民工影響的一項最全面的獨立調查顯示﹐從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4,500萬農民失去了他們的非農業就業工作﹐或推遲了外出尋找工作的打算。中國科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對6個省1,200戶農民的調查還顯示﹐對那些有幸保留工作的人來說﹐工資平均下降了 10%。對許多失業者來說﹐第一反應的確是回到農村的安全環境中。

在某些方面﹐研究成果令人沮喪﹐它顯示了農民工面對宏觀經濟動盪的脆弱性。但其中也證明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和彈性。研究結果稱﹐到2009年8月﹐失去工作的農民工中有3,200萬人找到了新的就業崗位﹐其中許多是來到了國內其他地區或是接受了工資較低的工作。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是不利於土地改革反對者的有力論據。面對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減速﹐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工都保住了崗位﹐或是在失業後迅速找到了新的就業機會。土地起到了減緩經濟下滑影響的作用﹐但比許多人想象的要弱很多。最有效的補救辦法是在城市找到工作。

隨著經濟衰退的第一輪沖擊逐漸退去和復蘇步伐加快﹐中國政府有機會重新將注意力轉移到長期發展上。在今後兩年﹐土地改革應該成為政府的戰略中心。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可能是目前應對危機之舉中的唯一選擇﹐但它也促使經濟進一步遠離了將國內消費作為增長動力所必需的再平衡。通過提高中國仍生活在農村的7億農民的收入﹐土地改革可以比其他政策更好地為增加國內消費在GDP中的佔比奠定基礎。加快人口遷徙和鼓勵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民家庭更深地扎根城市之中是另一個增長的動力。前總理朱熔基在2002年時說﹐他最大的遺憾是未能提高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對於胡錦濤和溫家寶而言﹐有效地實施土地改革可能是他們作為中國農村經濟的偉大改革家留名青史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