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二代引發階層對立情緒

摘自2009年9月22日華爾街日報

中國富二代引發階層對立情緒

在杭州一名富二代街頭飆車者今年5月撞死了一位出身普通的年輕人後，這起事件在中國東部這個繁華的城市點燃了階層對立的火燄。

20歲的肇事者胡斌出身於富裕的商人家庭，家中擁有多輛轎車和杭州風景優美的黃金地段的多套房產。而25歲的受害者譚卓是一名電信工程師，來自偏僻的鄉鎮，下崗的父母想方設法籌集了學費，滿足了兒子的大學夢。

在這起事件發生的第二天，當地一份報紙以“富家子弟把馬路當F1賽道”為標題報導了此事，成為公眾憤怒大潮的開始。在受害者屍體附近紅色三菱賽車裡的司機照片在互聯網上迅速傳播，讓這起本是每年造成7萬人死亡的中國眾多交通事故中的一例，引發數百萬中國人對階層不平等的共鳴。

即將迎來建國60年大慶的中國曾宣告要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理想國，但目前它卻面臨著重新燃起的對新一代特權階層的憤怒。近幾個月來漢語中“憤富”一詞的形成就反映了公眾的怨恨情緒。

30年前，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了“致富光榮”的口號，中國也創造了經濟奇跡。不過，他還加了一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人做到了，但並不是所有其他人也都跟著富裕了起來。

中國並未改造過去的階層體制，甚至在毛澤東時代人們也對濫用權力者恨之入骨。鄧小平的改革讓數億人擺脫了貧窮。不過如今更加富裕的中國貧富差距也更大了：貧窮的農村與富裕的城市、發達的沿海地區與落後的內陸，以及教育水平上的差距。這些越來越大的差距被普遍認為是社會動亂的根源，不過它們也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杭州交通事故這樣的事件暴露了同樣深刻的一種不滿情緒：即新富階層憑借他們的金錢和政治關系正在鞏固其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扼殺了平民階層的希望。

隨著信息不斷流向中國的3億多互聯網用戶，富人們的惡行很快成為感到憤怒的大眾發泄怒火的目標。《中國新貴》(The New Rich in China)一書的作者古德曼(David Goodman)說，各種信息往來更多了。除了掌握政治權力的人之外，現在又有了富人，他們在政治上也更有權力了。（公眾）對他們存有許多懷疑。

公眾的怒火正日益集中到執行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釋放出中國壓抑已久的創業能量的那一代人的子女們身上，即“富二代”。胡斌就成為了富二代的代表人物。這些人大多20來歲，他們像小皇帝一樣長大，被認為是生活在蜜罐中，面臨的也是與其他人不同的公正標準。

5月7日晚8點左右，胡斌改裝過的三菱車在杭州西湖附近一條街道的斑馬線上撞倒了譚卓。撞擊讓譚卓飛出了約20米遠。旁觀者和記者迅速聚到現場圍觀，胡斌的幾個朋友趕來安慰他。在警察和救護車趕到時，胡斌坐在車內用手捂著臉，他的朋友則在附近抽煙嬉笑。

照片很快在網上流傳，引起讀者對照片中揭示出來的冷漠行為發出憤怒的評論。

在公眾的壓力下，杭州警方在次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在會上警方稱估計當時的車速僅為每小時43英裡左右。他們否認了胡斌的轎車經過非法改裝，擁有更大動力的說法，盡管目擊者稱他的駕駛速度更快。超速駕駛會導致更嚴厲的法律制裁。

中國公眾察覺到了遮遮掩掩的跡象：圍繞此事的網絡博客滿是人們憤怒的跟貼。其中一人寫道：看看這對有錢的爹媽怎麼幫兒子收場吧！

僅在一篇相關博客的後面就有約1.4萬條留言，分析肇事車車速以及譚卓身體受到撞擊後的飛出弧度。還有人說胡斌的父母正在運用自己的社會關系來給他減罪。浙江大學的學生罕見地出言挑戰，在一封致市長的公開信中要求對校友譚卓的死亡進行新的調查。

當日晚間，數百名學生和市民在事故現場舉行了燭光守夜儀式，他們在人行道上擺放了花圈和點燃的蠟燭。翌日早間，警察拘捕了胡斌，並進行進一步調查。

譚卓的葬禮在5月11日舉行。當靈車經過時，超過1000名悼念者在道路兩旁肅立，以少有的公開方式展現了團結。在人們盡訴悲痛之情後，杭州警方當日晚間發表聲明，承諾對事故進行徹底調查。

在車禍發生後一周，當地警方舉行了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他們承認最初的測速結果有誤，將時速增加了一倍，並承認汽車發動機進行過改裝。這一態度更加深了人們的懷疑，即胡斌的父母就是在用自己的社會關系來幫助他逃脫法律的嚴懲。

面對公眾的義憤，胡家同意支付給譚卓父母16.5萬美元的經濟補償。

然而，7月中旬的庭審再次點燃了公眾的怒火。當時胡斌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人們普遍認為法庭量刑過輕。當時出庭受審的胡斌表情比肇事現場存照要沉重得多，網上因此盛傳胡家是雇傭了一個替身。中國當局強烈否認了這一傳言。

譚卓父親譚躍公開批評了法庭的判決。和其他人一樣，譚躍也懷疑現已服刑的胡斌不是肇事者本人。胡斌家人通過律師表示拒絕就此置評。

譚躍又高又瘦，譚卓的眼睛曾長得和父親的一模一樣。譚躍說這起交通事故之所以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是因為政府在調查上存在失誤。他說，杭州市民非常生氣這些富二代在公路上搞拉力賽；政府連我們過馬路的安全都不能夠保証，然後還試圖控制媒體，這都使得人民更加憤怒。

在遇難之前，譚卓的人生經歷可謂現代中國的成功典范──一個出身相對貧窮的人可以通過好好學習、努力工作來改變命運，成為一名令人羨慕的白領。

譚卓生於湖南一個小縣城，那裡距離省會長沙還有一個小時的車程，路上需要穿過一片片竹林。他老家的房子是一棟父母蓋起的三層水泥小樓，父親譚躍原來是一家國營運輸和物流公司的經理，他的妻子則在一家國營餐飲企業工作。可是他們幾年前雙雙下崗，不得不四下尋找所有能幹的工作，從賣食品和內衣褲，再到給學校打零工。

求學時的譚卓表現出眾，中學時代曾在省級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獲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績。

譚躍站在譚卓的臥室裡，對著木床上方懸掛的譚卓大學畢業照回憶道，我曾經和他說：你必須靠你自己，因為我沒有什麼關系或資源可以幫助你，不過，在這個社會裡你不需要金錢和社會地位也能成功，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譚卓在浙江大學主修通信工程專業。為了支付他每年1464美元的學費和食宿費用，譚家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不過，當他2006年畢業後，家裡的經濟困境就得到了解決。他被以色列電信企業杭州依賽通信有限公司(ECI Telecom Ltd.)的研發部門錄用，年薪達到了14640美元左右，是中國人平均收入的七倍。他寄錢回家，並計劃著為父母買房養老。

胡斌的生活則有著天壤之別。他在杭州西湖附近長大。周邊林立著大牌時裝店、高檔海鮮餐館和汽車展示廳，包括兩個法拉利展廳。胡斌的父母是商人，經營服裝生意。撞人事件發生時，胡斌是杭州市一所師范大學體育系的大二學生。

顯然，胡斌的一大愛好就是汽車。按當地有關部門的說法，他和一群用非法改裝的賽車飆車的年輕人混在一起。胡斌的照片仍掛在杭州F2國際賽車館裡，去年冬季他曾在那裡舉辦的卡丁車比賽中奪冠。他的父母給他買了一輛紅色的二手三菱賽車，車身貼滿了汽車俱樂部的各種貼紙。

在杭州卡丁車俱樂部，老板王可（音）回憶起為胡斌的汽車修離合器的事。他的客戶通常都是對改裝車頗為熱衷的私企老板兒子和海外華僑。這個俱樂部是個很受飆車族喜愛的地方，裡面裝飾有汽車輪胎和鍍鉻輪圈。

不過王可認為，媒體對胡斌並不公平。他說，如果他是有錢人，那很多人都要算有錢人了。

在中國，階級是個背負幾十年血腥沖突和政治動盪的概念。60年前新中國成立之際，中國共產黨承諾要建立一個沒有階級之分的、工農群眾的社會主義國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為清理中國的資本主義，毛澤東領導了很多次階級鬥爭。在早期階級鬥爭中，就有多達100萬個地主被殺。這類運動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間達到了高潮，當時任何有著富裕背景的人都可能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現在，政府在宣傳中呼吁構建和諧社會。政府承諾支出數十億美元資金用於醫療和教育改革，以便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不過，對日益嚴重的腐敗和任人唯親的做法的批評卻難以消除。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犯罪率較巴西等其他快速發展的國家要低。中國也比印度要穩定。不過一些中國評論人士擔心，如果不加以注意，越來越嚴重的無助感可能會從對腐敗地方官員和暴發戶的不滿變成對整個體制的更廣泛的不滿。

中國的法律體系常常是問題的一個部分。在作出判決之前，刑事案件的法官通常會考慮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賠償數額，從而會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有錢人實際上可以從殺人案中脫身。

8 月在重慶市，一家酒店的經理被指控打死了一名婦女，這名婦女的小孩從酒店大廳裡摘了一朵塑料花。這位經理向死者家屬賠償了人民幣28.5萬元（合 41,720美元）。媒體廣泛報導稱，這名毫無悔意的經理據說在打死人後對一名目擊者說，大不了我花200萬買下這個人的命。當地警方表示，他目前在候審之中，可能會被判入獄。

在杭州，有關部門承諾打擊飆車，甚至還在市裡的人行橫道上畫上了大大的心形圖案，以鼓勵安全駕駛。不過就在胡斌被判刑幾周之後，在距離出事地點不遠的一條愛心斑馬線上，一名外地來杭務工的年輕女服務員馬芳芳被一輛保時捷SUV撞死，司機28歲。

死者21歲的男友戴旺朝（音）說，你說有錢人的孩子為什麼會這樣做？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懲罰。他還說，假如反過來是我撞了人，我將不得不坐很多年的牢。

在胡斌被判刑之後，譚躍回到了他的家鄉，他拿著一個黑色的手提箱，裡面裝著兒子在學校獲得的一些獎狀、兒子的駕照、黨員証和幾張照片。每次譚躍和妻子打開手提箱，兩人都會失聲痛哭，甚至還會緊握著一個尚未開封的除毛球棍。根據風俗，譚躍原本計劃把這些東西都燒掉，不過現在想把這些留下來，作為對兒子的紀念。

他打算用賠償金搬到一座新房子裡，為自己和妻子買健康保險。他說，以前兒子是我們的一切。現在，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Shai O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