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0 November 2009

國企屯錢莫如分紅於民﹖

摘自2009年11月30日華爾街日報

國企屯錢莫如分紅於民﹖

事實證明﹐讓中國花錢而不是存錢﹐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這個國家把它一半以上的收入都存了起來﹐這是一個相當高的儲蓄率。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平均儲蓄率為21%左右。讓中國把更多的錢花出去﹐將對全球經濟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特別是在高失業率和沉重的債務負擔使美國消費者的支出能力受到抑制的眼下。

中國的高儲蓄體現在方方面面:不僅家庭的銀行存款在不斷增加﹐企業的資金儲備也日益豐厚。企業儲蓄──基本上是未拿去投資或返還給股東的利潤──大幅增長。據中國央行估計﹐2007年時企業儲蓄佔國民收入的23%﹐明顯高於10年前12%的水平。而在此期間﹐家庭儲蓄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則一直維持在20%左右。

促使中國家庭存錢的財務壓力可以通過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和降低教育成本來解決。但居高不下的企業儲蓄則是個更為棘手的問題。大部分企業儲蓄來自於中國重新恢復了活力的國有企業﹐它們現在不僅很能賺錢﹐而且在關鍵行業居主導地位。

許多觀察人士認為﹐把錢從這些勢力強大的國有企業手中拿過來﹐將它們交給消費者﹐將會產生良好的經濟效果﹐而且表面上看也符合中國政府所標榜的社會主義原則。但這種做法在政治上卻存在困難:它威脅到大量企業的利益﹐甚至會動搖中國計劃-市場混合型經濟的理論基礎。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紀鵬說﹐表面上看﹐這是個技術問題﹐但實際上它卻是個非常政治化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幫助中國以快於西方國家的速度從此次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所以中國政府應該加強國有企業﹐而不是將它們吸幹耗淨。

中國的國有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末經歷一輪關閉潮後﹐少數實力強大的企業被政府賦予了中國經濟領頭羊的角色。中國目前的三大石油公司、三大電信公司以及兩大電網公司都是國有控股企業。金融危機爆發前﹐這些公司的利潤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長﹐它們的實力日益明顯。上述公司都紛紛斥巨資在北京新建總部大廈﹐ 其員工的薪酬比私營企業平均要高82%。

中國官員從這些資金豐厚的國有企業“揩油”的首次嘗試並未取得成功。一項要求國有企業向政府分紅的規定自2008年頒佈以來影響甚微﹐給政府帶來的收入僅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0.2%。而且這筆錢大部分都被用來支援國有企業自身了﹐並未惠及消費者。

世界銀行(World Bank)駐北京辦事處的私營領域發展專家張春霖說﹐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在政策辯論中是一批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所以國務院在實施這項改革方面一直非常謹慎。

學者和政府官員們正在討論修改這一分紅政策。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給予政府的分紅應在目前相當於利潤總額5%至10%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還有人敦促將這筆分紅款納入政府的總預算﹐將其用於社會保障項目﹐而不是圖利國有企業。

許多海外人士也認為﹐改革這一分紅政策對於提高消費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至關重要。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敦促中國讓國有企業上繳更多資金﹐以增加居民的收入。

這一共識有些出人意料﹐因為西方的經濟學家們一直未對企業儲蓄給予太多關注。他們的理論是﹐由於企業的最終擁有者是家庭﹐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私人領域總的儲蓄水平﹐而不是家庭和企業在私人總儲蓄中各佔多大比例。企業儲蓄的增加應該為家庭儲蓄的降低所抵消﹐反之亦然。

就發達國家而言﹐這一理論大體適用。但IMF近來的研究顯示﹐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企業儲蓄近年來的增長並未伴隨以家庭儲蓄的下降。亞洲企業的股東們似乎無法讓企業經理人停止囤積資金並開始派發股息。這一研究結果支持了政府需出台政策讓企業降低儲蓄的論點。

甚至支持這種做法的人也對相關改革會很快進行不表樂觀。大幅改革國有企業向政府分紅的政策有可能威脅到國有企業的管理機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這一政府部門內部引發抵觸情緒。

中國財政部下屬智庫的研究人員文宗瑜說﹐雖然學者們提出了許多建議﹐但我認為今年改革這項分紅政策的可能性為零﹐明年也一樣。他說﹐漸進式改革更有可能獲得支持﹐在這項分紅政策的三年試行期結束時﹐逐步推出新的改革政策。

或許並非偶然﹐2011年已接近中國本屆政府任期的尾聲﹐所以改革這項分紅政策的艱巨任務有可能會進一步向後推。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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