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10年8月10日華爾街日報
平均成本法：股市投資的不二選擇
過去幾個月中﹐股市經歷了極度緊張的時期﹐經歷了今年良好的開局後﹐5月初股市開始下跌﹐期間“閃電崩盤”加劇了跌勢﹐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7月。
隨著股價下跌﹐有關股市調整的傳言變為熊市里到處彌漫的言論。有勇氣就投資吧﹐這是肯定的。最近股市隨著企業公佈一連串強勁的獲利報告而活躍起來。
從目前向後回溯（事後諸葛亮不好嗎？）﹐今年春天和夏初那些黯淡的日子﹐尤其是閃電崩盤後的幾週﹐現在看起來是投資的良好時段。雖然不是2009年3月觸及的幾十年年低點﹐但卻是差不多的低位。
近幾個月股市的動盪凸顯了長期投資者面臨的難題：何時是入市的良好時機？尤其是你有大量資金要投資的時候﹐比如有了獎金、遺產或出售房屋所得收益的時候。
一個流行的方法是平均成本法（dollar-cost-averaging）﹐這一方法非常簡單：你在一段時間內﹐每月將一部分資金投入股市（在此情況下﹐ 我們將市場定義為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情況）﹐這就是逐漸涉足股市﹐而不是將所有資金一次都投入股市。隨著股市波動﹐當股價下跌時﹐按照平均成本法投資將買入更多股票﹐而當股價上漲時﹐則買入的更少。
這跟從工資里扣除一部分錢、或將季度股息進行再投資的每月投資額有些不同﹐你是在定期向股市投入新錢﹐這對長期投資者來說是良好的自我要求﹐只要投資計劃是多元化的﹐包括的不僅是股票就好。
讓我們看看大量資金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局面吧。一次投入所有資金聽起來非常像是抓住了市場時機﹐而我們知道抓住市場時機幾乎是不可能的。鑒於投資的人有數千萬﹐一些局外人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聲稱他們有市場時機的判斷能力﹐但那些人也常常翻船﹐就在你碰巧注意到的時候。
平均成本法會讓情況得好些嗎？讓我們從年初看看。如果你得到了8,000美元聖誕獎金﹐你是在一年的第一個交易日全都投到股市呢﹐還是在一年的前八個月每月投資1,000美元呢？
在8月5日股市收盤後﹐在1月將全部獎金一次性投入股市的投資者漲幅將約為2.2%﹐在8,000美元的初期股本上獲利173.60美元﹐而用平均成本法進行的投資表現稍好一些﹐漲幅為2.3%﹐獲利187.13美元。
原因在哪兒呢？投入全部資金的投資者在1月大舉買入時﹐股價相對較高﹐依平均成本法買入的投資者也一樣﹐但股市在7月跌向低點時﹐平均成本法的投資者還在買入﹐因此也以較低的水平買入﹐這是依平均成本法操作獲利稍多的原因。
平均成本法招來許多批評﹐舉例來說﹐如果股市上漲﹐立即投資是否明智？這些批評基本上說平均成本法披著華麗外衣﹐而實際卻是判斷市場時機﹐這些批評有一些道理。如果你在去年9月開始了上述買入股票的例子﹐平均成本法表現將落後﹐從2009年9月1日起是股市的低迷期。
其他人認為經紀商使用平均成本法以避開客戶可能發出的報怨：它不讓投資者在接近高點時買入﹐但也不會讓投資者抄底。隨著時間推移將投資資金分攤﹐將減少兩者出現的幾率。
但平均成本法確實有意義﹐尤其是在動盪的市場里﹐這似乎已越來越成為常態。隨著時間推移投資一些資金﹐可以確保你在股市下跌時買入更多股票﹐在股市上漲時買入更少。
許多投資者犯下了高買低賣的錯誤﹐高買是在股市大漲的時候買入﹐低賣是在人們都驚恐萬狀的時候賣出。平均成本法可以防範這些毀滅性的非理性行為。單是這一因素就是將其納入你投資方式的一個原因。
Dave Kansas
Tuesday, 10 August 2010
王二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摘自2010年8月10日華爾街日報
王二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郭凱
王二是村裡唯一的有錢人。蒙祖上傳下來的大量家產，王二一家過著很好的生活，而村裡剩下的人都窮得很。王二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聞名鄉裡。村裡的張屠戶每次殺豬，一大多半都被王二一家買去。村裡其它的人窮，平時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誰家來客或者要辦事，才會買上一點肉，因此也沒有誰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買走。事實上，多虧有了愛吃肉的王二，村裡張屠戶隔三差五就能殺上一口豬。換在別的村子，殺豬的頻率要低很多，因為殺多了，賣不動。
但到了過年，情況就會有點變化。過年，誰家都想包頓有肉餡的餃子， 吃兩頓帶點葷腥的好飯。但王二家通常也會在過年的時候大宴賓客，每次都要買很多肉。雖然張屠戶臨近年關會多殺兩頭豬，但經常還是人多肉少。張屠戶也沒別的辦法，賣給誰不賣給誰都不好，幹脆決定價高者得。可是村裡的窮人哪裡出得起王家的價錢，王家有時會以平時幾倍的價錢把所有的肉全部買走，讓村子其他人過一個沒肉的節。
村裡的人很憤怒，就去找王二理論。王二覺得村民在無理取鬧：我沒偷你們的搶你們的，這些肉都是花錢買來的，而且出了平時幾倍的價錢，我也沒佔誰便宜，你們找我幹什麼？要找你們找張屠戶去啊，是他把肉賣這麼貴的，他賣得便宜一點你們不就買得起了？我也嫌肉貴呢。於是村民們就去找張屠戶，質問他為什麼把肉賣那麼貴。張屠戶也覺得挺無辜：我一個做生意的，賣給誰都是賣，當然誰出錢高就賣給誰。過年大家都想吃肉，肉價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沒有王二一下買那麼多肉，我的肉哪會賣得這麼貴？要怪還得怪王家的胃口實在太大了。
村民們可以大罵王二為富不仁，大罵張屠戶是奸商，但這些都改變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過年有肉吃的現實。更何況，王二和張屠戶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張屠戶沒有理由不把肉賣給王二，有錢掙為什麼不掙？這可是光明正大的。王二有錢，就是愛吃肉，只要他買得起，買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沒什麼不可以的。
村民的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張屠戶的反應也是合理的，這件事如果說有錯，就錯在王二是這個村裡唯一的富人，這是一個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莊。
中國看起來越來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王二村莊遇到的問題。問題的根源還不只是因為機會不均、權力和金錢的交換、壟斷收益、利益集團。這些確實都是中國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很多人都對之深惡痛絕。但它們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即便在一個理想透明的社會裡，中國本身的高速增長，也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口口很多敢於冒險、能把握住機會、入對了行業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富起來。我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中國就像一個用百米沖刺速度跑馬拉鬆的國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還有很多人被遠遠落在後面。
無論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麼，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會造成富人對窮人的擠出，特別是在那些供給相對有限，但需求相對剛性的瓶頸部門。而且，更為要命的是，這種擠出往往是通過價格的方式，因此並沒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拿春運期間火車票價是否應該提高為例。春運期間，鐵路的運力有限，需要出門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車票價本是一個市場經濟中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供小於求，那通過價格提高來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國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對，一個原因就是提高票價最後擠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這個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許可以說，窮就不要回家了。但這就跟王二跟村民說，窮就不要過年吃肉了。這也許合理，但是絕對不合情，是很難讓人接受的。
再說“被高速”這件事情。本來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車，這是一件挺體面的事情。但是這裡也有擠出的問題的。高速列車，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時間，在乎旅行的舒適度，願意支付更高費用人群的需求；但另一方面，高速列車卻擠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時間，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適度，希望省錢人群的需求。不要說現在有的高鐵的上座率還有限，就算高鐵班班滿員，“被高速”的抱怨還是會存在。
中國當下最熱的民生問題大概就是房價問題了。導致房價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不少人購房不是用來居住的，而是用來投資的。很明顯，只有那些比較有錢的人群，才可能買房來投資，收入低的人群是沒法做到這一點的。本來，買房投資是無可厚非的一個私人決定，一個市場行為，沒有理由認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錢，不是偷來的搶來的，願意多買幾套房子，本沒有什麼不可以。更何況，中國的投資渠道十分有限，買房相對於存銀行或者買股票而言，是一個回報相對高風險相對小的投資方式。但問題是有錢人買房投資會推高房價，就會讓收入較低的人群購房很困難。這就跟王二吃肉一樣，因為王二買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價，最後讓窮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雖然也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正常自然的結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後會導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窮人則要花幾十年的收入才能買下一套房。雖然，你可以論証窮人可以租房住，這樣就不用當房奴了，但房價問題的背後無疑也存在富人對窮人的擠出，也是收入分配問題的一個體現。
在一個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拉大的國度裡，這種王二吃肉的故事會在各個領域發生──從火車票到住房，從教育到醫療。如果我們同意一個村子只有一家過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們認準了市場經濟，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務的方面下大功夫了。
（本文作者郭凱是專注於中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問題的經濟學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專業方向為國際金融和中國經濟，現就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王二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郭凱
王二是村裡唯一的有錢人。蒙祖上傳下來的大量家產，王二一家過著很好的生活，而村裡剩下的人都窮得很。王二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聞名鄉裡。村裡的張屠戶每次殺豬，一大多半都被王二一家買去。村裡其它的人窮，平時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誰家來客或者要辦事，才會買上一點肉，因此也沒有誰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買走。事實上，多虧有了愛吃肉的王二，村裡張屠戶隔三差五就能殺上一口豬。換在別的村子，殺豬的頻率要低很多，因為殺多了，賣不動。
但到了過年，情況就會有點變化。過年，誰家都想包頓有肉餡的餃子， 吃兩頓帶點葷腥的好飯。但王二家通常也會在過年的時候大宴賓客，每次都要買很多肉。雖然張屠戶臨近年關會多殺兩頭豬，但經常還是人多肉少。張屠戶也沒別的辦法，賣給誰不賣給誰都不好，幹脆決定價高者得。可是村裡的窮人哪裡出得起王家的價錢，王家有時會以平時幾倍的價錢把所有的肉全部買走，讓村子其他人過一個沒肉的節。
村裡的人很憤怒，就去找王二理論。王二覺得村民在無理取鬧：我沒偷你們的搶你們的，這些肉都是花錢買來的，而且出了平時幾倍的價錢，我也沒佔誰便宜，你們找我幹什麼？要找你們找張屠戶去啊，是他把肉賣這麼貴的，他賣得便宜一點你們不就買得起了？我也嫌肉貴呢。於是村民們就去找張屠戶，質問他為什麼把肉賣那麼貴。張屠戶也覺得挺無辜：我一個做生意的，賣給誰都是賣，當然誰出錢高就賣給誰。過年大家都想吃肉，肉價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沒有王二一下買那麼多肉，我的肉哪會賣得這麼貴？要怪還得怪王家的胃口實在太大了。
村民們可以大罵王二為富不仁，大罵張屠戶是奸商，但這些都改變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過年有肉吃的現實。更何況，王二和張屠戶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張屠戶沒有理由不把肉賣給王二，有錢掙為什麼不掙？這可是光明正大的。王二有錢，就是愛吃肉，只要他買得起，買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沒什麼不可以的。
村民的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張屠戶的反應也是合理的，這件事如果說有錯，就錯在王二是這個村裡唯一的富人，這是一個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莊。
中國看起來越來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王二村莊遇到的問題。問題的根源還不只是因為機會不均、權力和金錢的交換、壟斷收益、利益集團。這些確實都是中國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很多人都對之深惡痛絕。但它們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即便在一個理想透明的社會裡，中國本身的高速增長，也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口口很多敢於冒險、能把握住機會、入對了行業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富起來。我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中國就像一個用百米沖刺速度跑馬拉鬆的國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還有很多人被遠遠落在後面。
無論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麼，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會造成富人對窮人的擠出，特別是在那些供給相對有限，但需求相對剛性的瓶頸部門。而且，更為要命的是，這種擠出往往是通過價格的方式，因此並沒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拿春運期間火車票價是否應該提高為例。春運期間，鐵路的運力有限，需要出門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車票價本是一個市場經濟中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供小於求，那通過價格提高來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國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對，一個原因就是提高票價最後擠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這個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許可以說，窮就不要回家了。但這就跟王二跟村民說，窮就不要過年吃肉了。這也許合理，但是絕對不合情，是很難讓人接受的。
再說“被高速”這件事情。本來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車，這是一件挺體面的事情。但是這裡也有擠出的問題的。高速列車，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時間，在乎旅行的舒適度，願意支付更高費用人群的需求；但另一方面，高速列車卻擠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時間，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適度，希望省錢人群的需求。不要說現在有的高鐵的上座率還有限，就算高鐵班班滿員，“被高速”的抱怨還是會存在。
中國當下最熱的民生問題大概就是房價問題了。導致房價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不少人購房不是用來居住的，而是用來投資的。很明顯，只有那些比較有錢的人群，才可能買房來投資，收入低的人群是沒法做到這一點的。本來，買房投資是無可厚非的一個私人決定，一個市場行為，沒有理由認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錢，不是偷來的搶來的，願意多買幾套房子，本沒有什麼不可以。更何況，中國的投資渠道十分有限，買房相對於存銀行或者買股票而言，是一個回報相對高風險相對小的投資方式。但問題是有錢人買房投資會推高房價，就會讓收入較低的人群購房很困難。這就跟王二吃肉一樣，因為王二買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價，最後讓窮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雖然也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正常自然的結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後會導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窮人則要花幾十年的收入才能買下一套房。雖然，你可以論証窮人可以租房住，這樣就不用當房奴了，但房價問題的背後無疑也存在富人對窮人的擠出，也是收入分配問題的一個體現。
在一個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拉大的國度裡，這種王二吃肉的故事會在各個領域發生──從火車票到住房，從教育到醫療。如果我們同意一個村子只有一家過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們認準了市場經濟，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務的方面下大功夫了。
（本文作者郭凱是專注於中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問題的經濟學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專業方向為國際金融和中國經濟，現就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國進民退”的說法真的不成立嗎？
摘自2010年8月10日華爾街日報
“國進民退”的說法真的不成立嗎？
崔宇
2009年以來，中國是否出現了“國進民退”似乎成了一樁懸案。部分學者和媒體以鋼鐵、航空、房地產和煤炭等行業的典型案例作為論據，認為“國進民退”已蔚然成風；而政府部門則多次以統計數據說話，力証總體上並不存在“國進民退”。8月2日，新華社援引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的分析，再次表示，總體上看，統計數據並不支持“國進民退”，“國進民退”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
如此言之鑿鑿的表態難免有草率之嫌。事實上，此前政府部門以統計數據說話時就曾經有失嚴謹。記得2009年11月，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用 2005-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數據來否認“國進民退”的存在，他認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從業人數幾大指標上佔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沒有一個年份是上升的。
但是，馬建堂局長使用的統計數據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一方面，這只是 2005-2008年的數據，公眾更關心的是2009年的數據變化；另一方面，這些數據只是覆蓋了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並不包括其他行業，比如批發零售業、房地產、金融和交通運輸等第三產業，僅從片面和局部的工業數據就草率地認為“總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顯然並不嚴謹。
也許，正是基於此，8月2日的新華社報道中補充了2009年的統計數據，而且加入了批發零售業的數據，但不得不說，報道中披露的數據仍然是不全面的，如果想論証總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統計部門還需要下點功夫做一個真正“總體上”的評估。
當然，在評估之前，似乎要定義一下“國進民退”。靜態地看，“國進民退”意味著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諸多經濟指標中佔的比重不再下降反而上升；動態地看，“國進民退”還意味著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所佔的比重雖然還在下降但其下降的速度減緩，也就是出現了“拐點”。
目前來看，統計部門是從靜態的角度來衡量“國進民退”的。比如，根據新華社的報道，2005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單位數量、工業總產值、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和從業人數佔全部規模以上企業的比重分別為10.1%、33.3%、48.1%、44%和27.2%，到2009年，上述主要經濟指標的比重分別為4.7%、26.7%、43.7%、26.9%和20.4%，分別下降了5.4、6.6、4.4、17.1和6.8個百分點。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幅“國退民進”的圖景，而不是“國進民退”。但如前所述，我們更關注2009年的變化。根據歷年統計年鑒的數據，我們會發現，一方面，2009年上述主要指標的比重並沒有全部下降，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從業人數佔的比重從2008年的20.3%上升到2009年的20.4%，盡管是微弱的上升，但畢竟是近幾年罕見的現象；另一方面，從動態的角度來看，2009年，除了從業人數的比重出現上升外，其他大部分指標的比重雖然下降，但其下降速度已經明顯放緩，比如，2008年單位數量、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的比重分別下降1.14%、1%和10.1%，而2009年，上述指標的比重分別下降了0.3%、0.08%和2.76%。
這兩方面都表明了，即使僅僅衡量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即使用備受爭議的官方統計數據，在2009年，也確實出現了“國進民退”的些許趨勢，即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主要經濟指標中所佔的比重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出現大幅減緩。
此外，在新華社的報道中，還用民間投資佔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不斷提高來佐証“國進民退”的不存在，據其統計，2010年一季度這一比重已首次超過 50%。這固然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但是，這並不能証明2009年沒有出現“國進民退”，事實上，2009年初至2010年2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投資增速一直遠遠高於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高出6.6個百分點。
其實，這是最令人揪心的“國進民退”，如果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吸收了大量貸款，進行了大筆投資，反而在工業總產值、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指標上依然下降（雖然降幅有所縮小），在投入一方“進”，而在產出一方“退”，則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如果統計部門還以產出一方的“退”來佐証“國進民退”的不存在，則更是自打耳光，令人啼笑皆非，因為他們拿出的數據進一步証明了國有企業效率的低下。
總之，統計部門需要拿出更細致全面的全行業數據來論証2009年中國是否出現了“國進民退”的趨勢。如果統計數據顯示國有企業在產出方面依然在節節敗退，並不值得統計部門大書特書，考慮到國有企業享受到的大量優惠政策，這恰恰証明了國有企業的低效和國有企業改革的緊迫性。如果統計數據顯示在2009年確實出現了“國進民退”，倒讓人稍顯覺得安慰，畢竟它們沒有浪費寶貴的社會資源，但這種安慰只是暫時的，因為所有權缺位的壟斷型國有企業必定是低效的，如果它們繼續前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將繼續後退。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您可以寫信至yu.cui#dowjones.com與作者聯系。）
“國進民退”的說法真的不成立嗎？
崔宇
2009年以來，中國是否出現了“國進民退”似乎成了一樁懸案。部分學者和媒體以鋼鐵、航空、房地產和煤炭等行業的典型案例作為論據，認為“國進民退”已蔚然成風；而政府部門則多次以統計數據說話，力証總體上並不存在“國進民退”。8月2日，新華社援引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的分析，再次表示，總體上看，統計數據並不支持“國進民退”，“國進民退”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
如此言之鑿鑿的表態難免有草率之嫌。事實上，此前政府部門以統計數據說話時就曾經有失嚴謹。記得2009年11月，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用 2005-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數據來否認“國進民退”的存在，他認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從業人數幾大指標上佔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沒有一個年份是上升的。
但是，馬建堂局長使用的統計數據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一方面，這只是 2005-2008年的數據，公眾更關心的是2009年的數據變化；另一方面，這些數據只是覆蓋了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並不包括其他行業，比如批發零售業、房地產、金融和交通運輸等第三產業，僅從片面和局部的工業數據就草率地認為“總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顯然並不嚴謹。
也許，正是基於此，8月2日的新華社報道中補充了2009年的統計數據，而且加入了批發零售業的數據，但不得不說，報道中披露的數據仍然是不全面的，如果想論証總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統計部門還需要下點功夫做一個真正“總體上”的評估。
當然，在評估之前，似乎要定義一下“國進民退”。靜態地看，“國進民退”意味著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諸多經濟指標中佔的比重不再下降反而上升；動態地看，“國進民退”還意味著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所佔的比重雖然還在下降但其下降的速度減緩，也就是出現了“拐點”。
目前來看，統計部門是從靜態的角度來衡量“國進民退”的。比如，根據新華社的報道，2005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單位數量、工業總產值、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和從業人數佔全部規模以上企業的比重分別為10.1%、33.3%、48.1%、44%和27.2%，到2009年，上述主要經濟指標的比重分別為4.7%、26.7%、43.7%、26.9%和20.4%，分別下降了5.4、6.6、4.4、17.1和6.8個百分點。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幅“國退民進”的圖景，而不是“國進民退”。但如前所述，我們更關注2009年的變化。根據歷年統計年鑒的數據，我們會發現，一方面，2009年上述主要指標的比重並沒有全部下降，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從業人數佔的比重從2008年的20.3%上升到2009年的20.4%，盡管是微弱的上升，但畢竟是近幾年罕見的現象；另一方面，從動態的角度來看，2009年，除了從業人數的比重出現上升外，其他大部分指標的比重雖然下降，但其下降速度已經明顯放緩，比如，2008年單位數量、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的比重分別下降1.14%、1%和10.1%，而2009年，上述指標的比重分別下降了0.3%、0.08%和2.76%。
這兩方面都表明了，即使僅僅衡量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即使用備受爭議的官方統計數據，在2009年，也確實出現了“國進民退”的些許趨勢，即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主要經濟指標中所佔的比重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出現大幅減緩。
此外，在新華社的報道中，還用民間投資佔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不斷提高來佐証“國進民退”的不存在，據其統計，2010年一季度這一比重已首次超過 50%。這固然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但是，這並不能証明2009年沒有出現“國進民退”，事實上，2009年初至2010年2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投資增速一直遠遠高於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高出6.6個百分點。
其實，這是最令人揪心的“國進民退”，如果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吸收了大量貸款，進行了大筆投資，反而在工業總產值、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指標上依然下降（雖然降幅有所縮小），在投入一方“進”，而在產出一方“退”，則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如果統計部門還以產出一方的“退”來佐証“國進民退”的不存在，則更是自打耳光，令人啼笑皆非，因為他們拿出的數據進一步証明了國有企業效率的低下。
總之，統計部門需要拿出更細致全面的全行業數據來論証2009年中國是否出現了“國進民退”的趨勢。如果統計數據顯示國有企業在產出方面依然在節節敗退，並不值得統計部門大書特書，考慮到國有企業享受到的大量優惠政策，這恰恰証明了國有企業的低效和國有企業改革的緊迫性。如果統計數據顯示在2009年確實出現了“國進民退”，倒讓人稍顯覺得安慰，畢竟它們沒有浪費寶貴的社會資源，但這種安慰只是暫時的，因為所有權缺位的壟斷型國有企業必定是低效的，如果它們繼續前進，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將繼續後退。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您可以寫信至yu.cui#dowjones.com與作者聯系。）
投資大師安東尼•波頓看好中國消費類股
摘自2010年8月10日華爾街日報
投資大師安東尼•波頓看好中國消費類股
富達國際投資總裁安東尼•波頓（ANTHONY BOLTON）大膽押注中國13億消費者。他預計大約未來五年﹐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結構將發生重大改變：國內消費將超過出口和基建投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這是英國新興市場投資者的新封閉式基金──富達中國特別時機基金（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 Fund）在投資組合中約有40%資金投向中國非必需消費品、日常用品和電信服務類股的原因﹐基金中約30%是金融類股、其餘多數是信息技術、醫療保健、工業和材料類股。該基金於4月19日在倫敦證交所推出（美國投資者可以通過經紀商進行投資）。
今年60歲、滿頭白發的波頓7月底在上海接受《巴倫週刊》採訪時說﹐中國是新興市場的亮點﹐在這裡數量可觀的人負擔得起第一次買車、購房和購買其他商品。
里昂證券亞太市場駐上海策略師羅福萬（Andy Rothman）同意這一觀點。羅福萬預計﹐今年工資上漲和家庭債務較少將使國內消費為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近一半的增幅﹐他預計今年GDP增長率將為9%至10%﹐對基建的投資將退居次要地位﹐另外由於歐美需求下降﹐出口對經濟增長將不會作出貢獻。
波頓的投資組合尤其青睞電信和互聯網類股﹐該基金持有的十大股票中﹐有三支是電信和互聯網股票。波頓說﹐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變為國內消費﹐而電信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指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公司沒有競爭對手﹐中國目前有2,520萬名第三代（3G）無線移動技術用戶﹐掌上互聯網設備的使用在中國非常流行。對這位頑固的價值投資者的另一誘惑是：我喜歡電信類股的一個原因是﹐這是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類股之一。
波頓說﹐在這時間不長的投資組合中表現最好的是中國聯通。該公司是中國固話、移動電話和寬帶互聯網服務的全國運營商﹐自該基金4月19日推出以來﹐中國聯通股價已上漲15.64%﹐7月26日收報10.50港元。聯通一直在快速擴張﹐僅2009年就增加了1,420萬名手機用戶﹐去年10月還推出了3G移動互聯網服務。今年營收料增長7%﹐但利潤率下降﹐每股收益（EPS）或將下滑30%至0.28元人民幣(合0.04美元)﹐預計明年每股收益將增長 64%。
雖然自基金成立以來﹐該基金持倉量最大的中國移動(China Mobile)並沒有多好的表現﹐但波頓說﹐這筆投資值得保留。中國移動擁有5.44億的手機和3G用戶﹐在3G市場的佔有率達41%﹐預計其收入將在今年增長6.5%﹐每股收益增長2.26%至人民幣5.87元。
騰訊控股(Tencent Holdings)的股價近幾個月已經下跌逾10%﹐但這家提供在線遊戲、即時通訊和其他互聯網服務的公司﹐在波頓傾向消費題材的投資策略中卻處於核心位置。今年一季度﹐騰訊收入為人民幣42.3億元(合6.191億美元)﹐同比增長68.70%﹐同一時期公司的股東應佔溢利為17.8億元。在過去12個月﹐騰訊股價上漲了33.62%。
雖然現在判斷這只基金的表現還為時尚早﹐但從基金持有人為這只封閉式基金支付的價格可以看出﹐波頓對中國消費者的下注已經在取得回報。數據提供商理柏(Lipper)提供的數據顯示﹐按美元計算﹐從4月19日到7月27日﹐該基金的市價上浮了大 4.47%。按英鎊計算﹐上浮幅度為2.27%。晨星公司(Morningstar)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27日﹐該基金管理的資產為5.199億英鎊 (合8.13億美元)。同一時期﹐成份股為大、中型股的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指數(MSCI China Index)按美元計算下跌了1.57%。
這只基金的誕生標志著波頓重返投資戰場。他曾擔任富達特別時機基金(Fidelity Special Situations Trust)的投資經理﹐在27年時間裡讓該基金實現了年均19.5%的增長﹐此後於2007年掛冠而去。這是一只封閉式基金﹐專攻大型股。此後他擔任了一個較為輕鬆的職位﹐負責指導富達在倫敦的分析師﹐一共三年。之後他搬到香港﹐重組了富達一支已經管理約200億美元資產的隊伍﹐使其來運營他新成立的中國基金。
波頓預計﹐將來他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管理中國股市的波動性﹐因為這個市場很容易突然出現變故。所以他投資的是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上市的內地公司﹐而不是這些公司在上海的A股。A股公司往往相互持股﹐當負面消息拉低A股大盤時﹐它們自己的股價往往也會被拖累。
波頓設定了一個嚇人的目標﹐那就是要在未來三年成為業績最優的四只基金之一。他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遇到比基準股指更多的波動﹐但我認為事實已經證明﹐長期而言我可以實現更高的平均回報﹔對於中國﹐我也在採取同樣的方法。
（編者按﹕本文作者MICHAEL SHARI為自由撰稿人﹐常駐紐約﹐報道領域為金融、政治和新興市場。）
投資大師安東尼•波頓看好中國消費類股
富達國際投資總裁安東尼•波頓（ANTHONY BOLTON）大膽押注中國13億消費者。他預計大約未來五年﹐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結構將發生重大改變：國內消費將超過出口和基建投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這是英國新興市場投資者的新封閉式基金──富達中國特別時機基金（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 Fund）在投資組合中約有40%資金投向中國非必需消費品、日常用品和電信服務類股的原因﹐基金中約30%是金融類股、其餘多數是信息技術、醫療保健、工業和材料類股。該基金於4月19日在倫敦證交所推出（美國投資者可以通過經紀商進行投資）。
今年60歲、滿頭白發的波頓7月底在上海接受《巴倫週刊》採訪時說﹐中國是新興市場的亮點﹐在這裡數量可觀的人負擔得起第一次買車、購房和購買其他商品。
里昂證券亞太市場駐上海策略師羅福萬（Andy Rothman）同意這一觀點。羅福萬預計﹐今年工資上漲和家庭債務較少將使國內消費為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近一半的增幅﹐他預計今年GDP增長率將為9%至10%﹐對基建的投資將退居次要地位﹐另外由於歐美需求下降﹐出口對經濟增長將不會作出貢獻。
波頓的投資組合尤其青睞電信和互聯網類股﹐該基金持有的十大股票中﹐有三支是電信和互聯網股票。波頓說﹐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變為國內消費﹐而電信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指出﹐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公司沒有競爭對手﹐中國目前有2,520萬名第三代（3G）無線移動技術用戶﹐掌上互聯網設備的使用在中國非常流行。對這位頑固的價值投資者的另一誘惑是：我喜歡電信類股的一個原因是﹐這是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類股之一。
波頓說﹐在這時間不長的投資組合中表現最好的是中國聯通。該公司是中國固話、移動電話和寬帶互聯網服務的全國運營商﹐自該基金4月19日推出以來﹐中國聯通股價已上漲15.64%﹐7月26日收報10.50港元。聯通一直在快速擴張﹐僅2009年就增加了1,420萬名手機用戶﹐去年10月還推出了3G移動互聯網服務。今年營收料增長7%﹐但利潤率下降﹐每股收益（EPS）或將下滑30%至0.28元人民幣(合0.04美元)﹐預計明年每股收益將增長 64%。
雖然自基金成立以來﹐該基金持倉量最大的中國移動(China Mobile)並沒有多好的表現﹐但波頓說﹐這筆投資值得保留。中國移動擁有5.44億的手機和3G用戶﹐在3G市場的佔有率達41%﹐預計其收入將在今年增長6.5%﹐每股收益增長2.26%至人民幣5.87元。
騰訊控股(Tencent Holdings)的股價近幾個月已經下跌逾10%﹐但這家提供在線遊戲、即時通訊和其他互聯網服務的公司﹐在波頓傾向消費題材的投資策略中卻處於核心位置。今年一季度﹐騰訊收入為人民幣42.3億元(合6.191億美元)﹐同比增長68.70%﹐同一時期公司的股東應佔溢利為17.8億元。在過去12個月﹐騰訊股價上漲了33.62%。
雖然現在判斷這只基金的表現還為時尚早﹐但從基金持有人為這只封閉式基金支付的價格可以看出﹐波頓對中國消費者的下注已經在取得回報。數據提供商理柏(Lipper)提供的數據顯示﹐按美元計算﹐從4月19日到7月27日﹐該基金的市價上浮了大 4.47%。按英鎊計算﹐上浮幅度為2.27%。晨星公司(Morningstar)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27日﹐該基金管理的資產為5.199億英鎊 (合8.13億美元)。同一時期﹐成份股為大、中型股的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指數(MSCI China Index)按美元計算下跌了1.57%。
這只基金的誕生標志著波頓重返投資戰場。他曾擔任富達特別時機基金(Fidelity Special Situations Trust)的投資經理﹐在27年時間裡讓該基金實現了年均19.5%的增長﹐此後於2007年掛冠而去。這是一只封閉式基金﹐專攻大型股。此後他擔任了一個較為輕鬆的職位﹐負責指導富達在倫敦的分析師﹐一共三年。之後他搬到香港﹐重組了富達一支已經管理約200億美元資產的隊伍﹐使其來運營他新成立的中國基金。
波頓預計﹐將來他的主要挑戰是如何管理中國股市的波動性﹐因為這個市場很容易突然出現變故。所以他投資的是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上市的內地公司﹐而不是這些公司在上海的A股。A股公司往往相互持股﹐當負面消息拉低A股大盤時﹐它們自己的股價往往也會被拖累。
波頓設定了一個嚇人的目標﹐那就是要在未來三年成為業績最優的四只基金之一。他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遇到比基準股指更多的波動﹐但我認為事實已經證明﹐長期而言我可以實現更高的平均回報﹔對於中國﹐我也在採取同樣的方法。
（編者按﹕本文作者MICHAEL SHARI為自由撰稿人﹐常駐紐約﹐報道領域為金融、政治和新興市場。）
日本央行將隔夜拆款利率維持在0.1%不變
摘自2010年8月10日華爾街日報
日本央行將隔夜拆款利率維持在0.1%不變
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貨幣政策委員會週二決定維持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不變﹐以待觀察日圓升值對日本脆弱的經濟復甦的影響。
在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結束後﹐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一致同意將無擔保隔夜拆款利率維持在0.1%。日本政策利率自2008年12月以來一直保持在該水平。
但央行重申﹐將防止物價長期下滑給經濟造成傷害。
日本央行在隨同利率決定一同發佈的聲明中稱﹐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央行將致力於維持極度寬鬆的金融環境。
日本央行還維持對整體經濟的評估不變﹐稱國內經濟在海外經濟改善的提振下進一步顯示出溫和復甦的跡象。但日本央行同時表示﹐歐元主權債務危機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動蕩﹐央行將密切關注其對國內外經濟狀況的影響。
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將於格林威治時間0630對媒體發表講話。他是否會修改此前關於日本經濟上下行風險平衡的說法﹐市場人士將拭目以待。
日本央行將隔夜拆款利率維持在0.1%不變
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貨幣政策委員會週二決定維持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不變﹐以待觀察日圓升值對日本脆弱的經濟復甦的影響。
在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結束後﹐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一致同意將無擔保隔夜拆款利率維持在0.1%。日本政策利率自2008年12月以來一直保持在該水平。
但央行重申﹐將防止物價長期下滑給經濟造成傷害。
日本央行在隨同利率決定一同發佈的聲明中稱﹐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央行將致力於維持極度寬鬆的金融環境。
日本央行還維持對整體經濟的評估不變﹐稱國內經濟在海外經濟改善的提振下進一步顯示出溫和復甦的跡象。但日本央行同時表示﹐歐元主權債務危機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動蕩﹐央行將密切關注其對國內外經濟狀況的影響。
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將於格林威治時間0630對媒體發表講話。他是否會修改此前關於日本經濟上下行風險平衡的說法﹐市場人士將拭目以待。
印度樓市也不缺泡沫
摘自2010年8月10日華爾街日報
印度樓市也不缺泡沫
印度房地產市場去年展開劇烈反彈﹐目前專家們擔憂﹐印度的某些地區可能正形成價格泡沫。
房產服務公司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印度業務首席執行長達特(Sanjay Dutt)說﹐我對德里和孟買感到擔憂。
他說﹐孟買中心一些在建大型公寓的價格已經超過了2007年樓市高點時達到的峰值。
從歷史上來看﹐孟買和包括新德里以及古爾岡、諾伊達等週邊城市的國家首都區是印度住房價格最高的地區。然而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的經濟滑坡期間﹐這些城市的房價下跌了25%甚至更多。
不幸的是﹐去年年底經濟剛開始好轉﹐這一趨勢就很快發生了逆轉。
購房者被房價走低吸引﹐而坐擁資金的投資者卻看到了投資機會。同時﹐許多開發商也利用人氣的改善來啟動新的公寓項目。有些開發商以前在建造商用樓房和商場的同時也會顧及民宅﹐如今他們把更多重心放到了住宅樓上﹐因為商用樓房的需求不及前者。
這導致房價大幅上漲至被一些專家稱為無法負擔的水平﹐還引發新的擬建樓房出現爆炸性增長。
一些市場觀察人士對今後三至五年內可能出現的大量公寓供應感到憂心。
以孟買為例﹐由於法律條款的更改﹐建築商如今能夠修建更高的樓房。在孟買中南部地區﹐目前大約有4000萬至5000萬平方英尺的公寓面積在建。這大概能轉化成6000套左右的公寓﹐其中許多都是針對超級富豪們開發的。房地產投資公司Saffron Asset Advisors Pvt. Ltd.的董事總經理沃拉(Ritesh Vohra)說認為﹐相關基礎設施還跟不上這一情況的發展。
擬建中的樓房包括一座大約有117層樓高的建築。市場專家擔心﹐由於印度開發商和工程師缺乏建造如此高的大樓的經驗﹐因此最後的完工時間可能會比當初承諾的四至五年要長。
在德里及其週邊的古爾岡和諾伊達﹐Jaypee Group和Unitech Group等建築商正在修建許多超大型住宅項目。由於許多公寓將會在今後幾年同時入市﹐這將引發供應過量﹐可能還會壓低房價。
房地產咨詢公司世邦魏理仕(CB Richard Ellis)南亞地區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麥格齊恩(Anshuman Magazine)說﹐某些微觀市場的房價可能會下跌。
仲量聯行的達特認為﹐房價下跌的幅度不會太大﹐只是當開發商發現他們無法售出全部庫存時﹐會在假日期間提供一些折扣。此外﹐一些開發商可能不得不對在建項目作出調整。
達特說﹐你會看到隨之出現一些更加精明的項目。比如開發商會縮小公寓的面積﹐或是建造一居室公寓﹐這使得人們從價格上更加便於承受。
對購房者而言﹐這提供了更好的買入機會。但專家建議要對建築商過去的紀錄保持前所未有的警惕﹐尤其是在公寓能否按時交付的問題上。
Shefali Anand
印度樓市也不缺泡沫
印度房地產市場去年展開劇烈反彈﹐目前專家們擔憂﹐印度的某些地區可能正形成價格泡沫。
房產服務公司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印度業務首席執行長達特(Sanjay Dutt)說﹐我對德里和孟買感到擔憂。
他說﹐孟買中心一些在建大型公寓的價格已經超過了2007年樓市高點時達到的峰值。
從歷史上來看﹐孟買和包括新德里以及古爾岡、諾伊達等週邊城市的國家首都區是印度住房價格最高的地區。然而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的經濟滑坡期間﹐這些城市的房價下跌了25%甚至更多。
不幸的是﹐去年年底經濟剛開始好轉﹐這一趨勢就很快發生了逆轉。
購房者被房價走低吸引﹐而坐擁資金的投資者卻看到了投資機會。同時﹐許多開發商也利用人氣的改善來啟動新的公寓項目。有些開發商以前在建造商用樓房和商場的同時也會顧及民宅﹐如今他們把更多重心放到了住宅樓上﹐因為商用樓房的需求不及前者。
這導致房價大幅上漲至被一些專家稱為無法負擔的水平﹐還引發新的擬建樓房出現爆炸性增長。
一些市場觀察人士對今後三至五年內可能出現的大量公寓供應感到憂心。
以孟買為例﹐由於法律條款的更改﹐建築商如今能夠修建更高的樓房。在孟買中南部地區﹐目前大約有4000萬至5000萬平方英尺的公寓面積在建。這大概能轉化成6000套左右的公寓﹐其中許多都是針對超級富豪們開發的。房地產投資公司Saffron Asset Advisors Pvt. Ltd.的董事總經理沃拉(Ritesh Vohra)說認為﹐相關基礎設施還跟不上這一情況的發展。
擬建中的樓房包括一座大約有117層樓高的建築。市場專家擔心﹐由於印度開發商和工程師缺乏建造如此高的大樓的經驗﹐因此最後的完工時間可能會比當初承諾的四至五年要長。
在德里及其週邊的古爾岡和諾伊達﹐Jaypee Group和Unitech Group等建築商正在修建許多超大型住宅項目。由於許多公寓將會在今後幾年同時入市﹐這將引發供應過量﹐可能還會壓低房價。
房地產咨詢公司世邦魏理仕(CB Richard Ellis)南亞地區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麥格齊恩(Anshuman Magazine)說﹐某些微觀市場的房價可能會下跌。
仲量聯行的達特認為﹐房價下跌的幅度不會太大﹐只是當開發商發現他們無法售出全部庫存時﹐會在假日期間提供一些折扣。此外﹐一些開發商可能不得不對在建項目作出調整。
達特說﹐你會看到隨之出現一些更加精明的項目。比如開發商會縮小公寓的面積﹐或是建造一居室公寓﹐這使得人們從價格上更加便於承受。
對購房者而言﹐這提供了更好的買入機會。但專家建議要對建築商過去的紀錄保持前所未有的警惕﹐尤其是在公寓能否按時交付的問題上。
Shefali Anand
觀點﹕中國房地產熱的代價
摘自2010年8月9日華爾街日報
觀點﹕中國房地產熱的代價
Michael Kurtz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一份流傳甚廣的報告重新激起人們對泡沫的擔憂。報告說﹐從顯示為零的電表讀數判斷﹐中國共有6,450萬套城市住房空置﹐也就是每四戶一套。電力部門後來出面辟謠﹐力圖證明社科院數據不實。但就算這個數據是準確的﹐人們對樓市崩盤的擔憂或許也是弄錯了對象。
中國經濟的真正風險不是房價崩潰﹐而在於供給過剩如何阻礙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在國家需要改變增長模式之際﹐房地產的過度投資正在給金融改革設置障礙﹐並固化長期以來的低效率。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扭曲世界﹐“非必需”住房的需求是非常理性的﹐不說理性得反常﹐至少是也理性得讓人吃驚。正因為這個原因﹐自政策制定者7月份暗示房地產市場的行政調控已達極限以來﹐房產銷售一直在迅速反彈。要理解為什麼需求如此具有韌性﹐就得考慮到中國家庭少得可憐的替代性儲蓄渠道。
先介紹點財政方面的背景。過去幾年﹐執政的共產黨慢慢地不再願意對個人直接徵稅。這是可以理解的﹐想必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如果對個人提高稅收﹐民眾或遲或早地會要求公開這些錢是怎麼花出去的。在中國一黨執政的制度下﹐出現這種情況不容易調解。出於類似的原因﹐地方政府同樣也避免以房價為基礎徵收房產保有稅﹐ 而是依靠向開發商出售土地而獲取收入。
北京從家庭籌資﹐是通過國有銀行寡頭的低存款利率來進行的。低利率是提供給銀行的一種“成本”補貼﹐銀行然後以低息貸款的形式把這種補貼傳遞給國有企業﹐然後由這些國有企業向國家納稅。其財政政策化裝成了商業銀行業務。
在一種對市場靈敏的金融體系中﹐中國的利率恐怕要比現行利率高出300多個基點。當前12個月期存款利率只有2.3%﹐明顯低於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增幅。CPI的構成使之向好的一面傾斜﹐但看樣子也將要突破3.0%。而和上半年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16.7%的增長速度比起來﹐存款利率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所以把錢存在銀行就是一樁虧本買賣。
這種金融壓制(financial repression)迫使數億家庭尋找銀行以外更有利於對沖通貨膨脹的投資渠道。但在中國資本賬戶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多數存款人只能投資於國內有限的幾種替代性渠道。
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對於中國非理性、非市場化的利率結構的理性應對﹐同時似乎也是無可抗拒的儲蓄替代品。自2001年起﹐中國全國房價指數以每年大約 10%的幅度連續上漲。房地產同時也大大超越了中國除此之外的唯一一個儲蓄替代品──股票﹐過去十年中﹐股市回報只有樓市的六分之一﹐其波動性也嚇退了許多儲蓄者。
無論如何﹐中國民眾從小就瞭解自己國家令人心酸的動盪歷史──混亂的朝代更迭、侵佔、剝奪﹐因此他們開始看重有形資產。房子本身是牢固可靠的﹐也有其固有的價值﹐雖然不能隨身攜帶。相比之下﹐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股票只是鎖定了某個不認識的遙遠管理團隊對於未來的承諾﹐很有可能永遠無法兌現。
因此﹐手頭寬裕的中等收入家庭如果有儲蓄可供支配﹐那他們可能會理性地選擇將錢用來買房子﹐即便買了也只是空著。由於不用每年交物業稅﹐空置房的維持成本幾乎為零。如此一來人們也沒有動力尋求租金收益以抵消維持成本﹐這也是空置房屋如此普遍的原因之一。對於大多數以投資為目的的房主來說﹐假定的資本收益似乎令他們滿意。
由於這類畸形需求根深蒂固﹐尤其是假定通脹仍然是人們考慮的一個因素﹐中國將不會呈現出供應過度的狀況。5月至6月房價略微下滑又吸引買家近幾週重新出手。上海的中原地產估計﹐即便是中國當前月度成交量下降的情況下（當前僅為2009年底的一半）﹐一手住宅市場也只有三到四個月的存量﹐遠低於七個月到八個月的長期平均水平。
不過這類失真的需求也預示著中國房地產市場在不遠的將來至少面臨三個最終的艱難轉型：利率改革﹐隨著時間推移將增加銀行儲蓄的回報﹐降低房產的相對吸引力﹔資本帳戶自由化﹐中國家庭將由此擴大進行跨境投資的渠道﹔引入基於價值的物業稅﹐以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這樣一來也會令空置房屋產生維持成本。
雖然這些改革或許困難重重﹐但每一項都對北京方面希望在未來幾年內實施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效率至關重要﹐這意味著未來將面臨艱難的決策和平衡。真正的風險或許在於﹐中國決策者允許了潛在的房地產威脅存在﹐從而就讓自己陷入了困境﹐令金融改革和財政調整等必要的改革顯得過於冒險、難以實施。如果是這樣﹐中國或許可以保持其穩固的房地產市場﹐但付出的代價或許就是要推遲廢除銀行-國企聯合體的進程﹐銀行與國企的密切關係造成資本的浪費﹐不利於中國經濟的未來。 (完)
短評:
國內人買房子不單是為了投資, 而是實際生活所需。 因為國內的經濟房(類似香港的公屋)供應微乎奇微, 生活開支又高， 不趕緊買房， 結婚、生子、養老(供養父母)等等人生計劃都恐怕要閣置。 就算銀行利率提高 、蓄儲和投資類保險產品增加等等，最終市民還是把錢投入房產市場。只有手上有大量閒置資金(不論來源為何)者才會買多於一套以上(一般為兩套以為上，一套自住，另一套給孩子結婚時住)房產作為投資(deem to be / 自認為)之用。
觀點﹕中國房地產熱的代價
Michael Kurtz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一份流傳甚廣的報告重新激起人們對泡沫的擔憂。報告說﹐從顯示為零的電表讀數判斷﹐中國共有6,450萬套城市住房空置﹐也就是每四戶一套。電力部門後來出面辟謠﹐力圖證明社科院數據不實。但就算這個數據是準確的﹐人們對樓市崩盤的擔憂或許也是弄錯了對象。
中國經濟的真正風險不是房價崩潰﹐而在於供給過剩如何阻礙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在國家需要改變增長模式之際﹐房地產的過度投資正在給金融改革設置障礙﹐並固化長期以來的低效率。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扭曲世界﹐“非必需”住房的需求是非常理性的﹐不說理性得反常﹐至少是也理性得讓人吃驚。正因為這個原因﹐自政策制定者7月份暗示房地產市場的行政調控已達極限以來﹐房產銷售一直在迅速反彈。要理解為什麼需求如此具有韌性﹐就得考慮到中國家庭少得可憐的替代性儲蓄渠道。
先介紹點財政方面的背景。過去幾年﹐執政的共產黨慢慢地不再願意對個人直接徵稅。這是可以理解的﹐想必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如果對個人提高稅收﹐民眾或遲或早地會要求公開這些錢是怎麼花出去的。在中國一黨執政的制度下﹐出現這種情況不容易調解。出於類似的原因﹐地方政府同樣也避免以房價為基礎徵收房產保有稅﹐ 而是依靠向開發商出售土地而獲取收入。
北京從家庭籌資﹐是通過國有銀行寡頭的低存款利率來進行的。低利率是提供給銀行的一種“成本”補貼﹐銀行然後以低息貸款的形式把這種補貼傳遞給國有企業﹐然後由這些國有企業向國家納稅。其財政政策化裝成了商業銀行業務。
在一種對市場靈敏的金融體系中﹐中國的利率恐怕要比現行利率高出300多個基點。當前12個月期存款利率只有2.3%﹐明顯低於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增幅。CPI的構成使之向好的一面傾斜﹐但看樣子也將要突破3.0%。而和上半年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16.7%的增長速度比起來﹐存款利率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所以把錢存在銀行就是一樁虧本買賣。
這種金融壓制(financial repression)迫使數億家庭尋找銀行以外更有利於對沖通貨膨脹的投資渠道。但在中國資本賬戶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多數存款人只能投資於國內有限的幾種替代性渠道。
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對於中國非理性、非市場化的利率結構的理性應對﹐同時似乎也是無可抗拒的儲蓄替代品。自2001年起﹐中國全國房價指數以每年大約 10%的幅度連續上漲。房地產同時也大大超越了中國除此之外的唯一一個儲蓄替代品──股票﹐過去十年中﹐股市回報只有樓市的六分之一﹐其波動性也嚇退了許多儲蓄者。
無論如何﹐中國民眾從小就瞭解自己國家令人心酸的動盪歷史──混亂的朝代更迭、侵佔、剝奪﹐因此他們開始看重有形資產。房子本身是牢固可靠的﹐也有其固有的價值﹐雖然不能隨身攜帶。相比之下﹐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股票只是鎖定了某個不認識的遙遠管理團隊對於未來的承諾﹐很有可能永遠無法兌現。
因此﹐手頭寬裕的中等收入家庭如果有儲蓄可供支配﹐那他們可能會理性地選擇將錢用來買房子﹐即便買了也只是空著。由於不用每年交物業稅﹐空置房的維持成本幾乎為零。如此一來人們也沒有動力尋求租金收益以抵消維持成本﹐這也是空置房屋如此普遍的原因之一。對於大多數以投資為目的的房主來說﹐假定的資本收益似乎令他們滿意。
由於這類畸形需求根深蒂固﹐尤其是假定通脹仍然是人們考慮的一個因素﹐中國將不會呈現出供應過度的狀況。5月至6月房價略微下滑又吸引買家近幾週重新出手。上海的中原地產估計﹐即便是中國當前月度成交量下降的情況下（當前僅為2009年底的一半）﹐一手住宅市場也只有三到四個月的存量﹐遠低於七個月到八個月的長期平均水平。
不過這類失真的需求也預示著中國房地產市場在不遠的將來至少面臨三個最終的艱難轉型：利率改革﹐隨著時間推移將增加銀行儲蓄的回報﹐降低房產的相對吸引力﹔資本帳戶自由化﹐中國家庭將由此擴大進行跨境投資的渠道﹔引入基於價值的物業稅﹐以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這樣一來也會令空置房屋產生維持成本。
雖然這些改革或許困難重重﹐但每一項都對北京方面希望在未來幾年內實施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效率至關重要﹐這意味著未來將面臨艱難的決策和平衡。真正的風險或許在於﹐中國決策者允許了潛在的房地產威脅存在﹐從而就讓自己陷入了困境﹐令金融改革和財政調整等必要的改革顯得過於冒險、難以實施。如果是這樣﹐中國或許可以保持其穩固的房地產市場﹐但付出的代價或許就是要推遲廢除銀行-國企聯合體的進程﹐銀行與國企的密切關係造成資本的浪費﹐不利於中國經濟的未來。 (完)
短評:
國內人買房子不單是為了投資, 而是實際生活所需。 因為國內的經濟房(類似香港的公屋)供應微乎奇微, 生活開支又高， 不趕緊買房， 結婚、生子、養老(供養父母)等等人生計劃都恐怕要閣置。 就算銀行利率提高 、蓄儲和投資類保險產品增加等等，最終市民還是把錢投入房產市場。只有手上有大量閒置資金(不論來源為何)者才會買多於一套以上(一般為兩套以為上，一套自住，另一套給孩子結婚時住)房產作為投資(deem to be / 自認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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